2026年3月，刘弘捷在国内访问讲学。（受访者供图）

刘弘捷

博士，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HAI）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顾问。人工智能经济学家和投资人。

人工智能（AI），正在快速走入普通人的生活。近年来，随着多个中国人工智能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破圈”，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未来将如何演进等问题，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就此，《环球人物》记者专访人工智能领域投资人、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HAI）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顾问刘弘捷，深度探讨了相关话题。

《环球人物》：哪些人或书影响了您，促使您进入了AI行业？

刘弘捷：父母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我的母亲是一位数学老师，父亲是一位航天工程师，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始终对学术、对知识创造、对前沿探索充满了兴趣，也鼓励我走上了产业与学术结合的这条道路。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则是《道德经》。这本书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书之一，与西方的科学思辨相结合，为我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较为完整的框架。在我看来，几千年前，东方智慧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维体系和认知框架，与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大语言及世界模型的建构有许多相通之处。

中国哲学带给我的另一个思考：如今许多人工智能研究者都在关注科技发展本身，但对科技如何为社会服务，如何提升人类的福祉，如何更好地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相融合等问题依然缺乏深度思考。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们就提出了人工智能是一种“社会科技”的概念：人们在运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也在接受人工智能的反馈。人的行为，社会的运行规律，乃至我们生活的生态系统，都在被我们自己所构建的人工智能反向塑造着。

人工智能发展的结果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谁的技术和比较基准的更领先，而是看哪个社会能架构起一套更能提高社会福祉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模式，从而能让更多的普通人从社会与科技的高速发展中充分受益。在我看来，这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人工智能也只有因此才更有未来。

《环球人物》：您是如何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

刘弘捷：我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但真正参与到人工智能的交流和发展中是在2018年。这一年也被很多人称为“人工智能元年”。OpenAI和谷歌先后发布了GPT-1、BERT等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开始从一个原来只为科研圈中少数人使用的科技，变成了一个可以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产品”。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科技成果，而是人类多年来科技积累，各类技术循环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在数字经济时代又一科技文明的重大体现。很多人把人工智能只当成一种提供便利性的平台。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就能看到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新技术正在将人的行为和注意力从物质世界转移到虚拟世界。如果说互联网实现了全世界的交互与联系，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全球的群体智能得以又一次进化。将全世界的知识整合起来，供所有人学习、交流和再创新。

《环球人物》：中美两国是当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头羊”。两国人工智能发展各有什么特点？

刘弘捷：2006年我第一次到美国，那时的硅谷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但如今，中国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热情也已迎头赶上。

中美在人工智能发展上的侧重点不同：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和制造中心，更重视应用型人工智能，即把人工智能整合到社会生产、服务等领域，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生产力。美国则更重视通用人工智能的进步和开发，应用更多体现在知识和信息经济上。

在我看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上有4个独特优势：一是庞大的科研人才库；二是广泛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创新提供广阔的实践空间；三是中国企业的资源整合效率和创新热情很高，有效提升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四是中国有非常清晰的产业政策和发展举措。

《环球人物》：您对中国人工智能“走出去”有哪些观察？

刘弘捷：在这次论坛上，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经历，就是全球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很不均衡，全球依然有20亿人还未上网，7000多种语言中的6000种并未数字化。同时，也有不少参会者来问我“中国展厅（China House）在哪里”。当发现没有中国展厅时，他们都显得诧异，甚至略有失望。这让我意识到，中国人工智能学者和企业家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应该更大，这也激发了我继续促进人工智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动力。

在我看来，想要真正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不能只靠技术人员，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从哲学、政策学等不同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塑造和管理人工智能，使其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环球人物》记者 郑敖天